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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涛:中国是时候再次释放制度红利了

2017年03月23日

全国两会刚刚落幕,从两会中释放出的信号看,中国官方高层正在发力新的一轮国内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开放,这将对中国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可能借助这些新的改革与开放政策,释放经济的新制度红利,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内生增长速度,而更加重要的是,从中长期看,这些政策可能正在改变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可能已经从全球经济秩序的参与者,上升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捍卫者,中国也将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这种变革不亚于是第四轮改革与开放的浪潮。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除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制度红利是更重要的因素。具体地讲,这种制度红利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如果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大型企业,所谓改革红利正是通过内部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减少内部的摩擦和耗损,从而降低整个经济体运行的成本,进而提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整体的生产效率。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大,把全球看作一个大型经济体,所谓开放红利正是通过产业价值链的合作,提高全产业链的生产效率,从而更大程度地利用不同经济体的资源禀赋,进而提升世界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


从新中国之后的历史上看,制度红利至少曾经在三个时间节点上改变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走势,而这三个时间节点都正是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回头看,这三次制度红利的释放对于“中国奇迹”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的增速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拐点。


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一次下滑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拐点出现在70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开始在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开放的政策,对内改革政策例如著名的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政策例如以深圳、珠海、厦门、海南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兴起。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中国经济也摆脱了负增长的困局。


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次下滑出现在80年代后期,拐点出现在90年代初,代表性事件是邓小平的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开始确立,之后的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了一系列对内的改革,例如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规格,同时对外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三次下滑出现在90年代后期,拐点出现在朱镕基时期的一系列举措,对内改革政策包括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过剩产能行业的整顿、金融风险的化解和金融体系的改革等,而对外开放更是迈出重要一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向海外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也成为了全球贸易中更加重要的一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世界同样开始了复苏的过程,经济的换挡已经进行了九年,经济增长率何时能够筑底向上,本质上在于中国能否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可以说,包括两会在内中国高层近期释放出的信号,可能正是新中国新一轮经济内生增长率提升的起点。从目前看,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核心是 “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与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扩大对外开放,进而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供给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当前国内改革的核心。


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部署中,中国高层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态度已经从前一年的“着力加强”转变为“坚持以推动供给侧改革为主线”,这表明,在宏观经济逐渐趋稳后,中国高层关注的重点开始逐渐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三去一降一补”为首要任务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所有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果把中国看做一个企业,那么供给侧改革所包含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内容,正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诸多细化政策,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直接把“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作为纲领。这五项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不是今年的新词,事实上2016年在部分行业领域已经有所推进,但今年是这些改革深化和落地的一年,其中“三去”政策最为清晰和明确,产能过剩的周期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将承担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


去产能政策的核心仍然是传统重资本强周期行业,中国的去产能政策在2016年已经在部分领域取得了突破,煤炭、钢铁等行业已经成为去产能的排头兵,今年的两会进一步在已经开展去产能动作的煤炭和钢铁行业给出更高目标,提出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此外进一步把去产能扩展到煤电行业,提出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的任务。


去库存政策的核心在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地产问题是结构性的,投资性需求带动一二线城市的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过热,但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仍然较多,部分居民自住性购房需求没有被满足。对此,政策制定者更多采取的是差异化的调控政策,事实上,中国政府自2016年10月以来已经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但基本遵循“一城一策”,对于三四线城市,仍然鼓励去库存,这对于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硬着陆”至关重要。


去杠杆政策的核心在于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承担了一个经济体货币创造的职能,是调节整个经济体杠杆率的阀门,在相当长的经济下行周期中,金融行业已经开始被动承受这种经济下行的风险,金融行业的风险在不断累积。作为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开始被迫承担这种经济下行带来的成本,资产质量快速下滑,如果银行体系出现风险,中国经济也将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两会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言下之意非金融企业的去杠杆和政府、居民的加杠杆可能同时进行。银行业和证券业是去杠杆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银行控制信贷增速和结构,做小杠杆率的分子;另一方面证券行业通过加快直接融资的方式,做大杠杆率的分母。从当前情况看,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行动,新股发行速度不断加快,而银行业监管部门也开始不断干预银行表内表外信贷的扩张,此外银行业的债转股更是能够直接降低杠杆率。


除了供给侧改革外,由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大国企的格局,国有企业改革是国内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对象,例如去产能主要对应的煤炭、钢铁等行业中国有企业是绝对主力,而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国有资产的证券化也能够帮助国企降低自身杠杆率。得益于其在经济中的高占比,国有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提升整个经济体的经营效率。


从中国高层释放出的信号看,对于国内的相关改革政策决心强烈,为配合改革措施已经逐步开始淡化对经济高速发展的追求,除把经济增长的目标从6.5%-7%下调到6.5%左右外,在整体政策大环境上也偏重“调结构”,具体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都能够体现这一点。货币政策从“灵活适度”转向“稳健中性”,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增速目标下调了一个点到12%,整体货币环境不会太宽松。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有效”,但同时量化了减税的目标,提出在保持赤字率不变的前提下全年减税3500亿左右。产业政策也变得更加灵活,结构化的产业政策越来越多,因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正是一例。


“一带一路”为突破口的经济全球化新定位是中国当前对外开放的核心


如果把邓小平时期作为对外开放的起点,加入WTO作为第二次扩大对外开放,那么“一带一路”政策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扩大对外开放。与之前两次对外开放相比,中国的第三次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世界经济格局迥然不同,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率的普遍低迷,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出现拐点,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提出逆全球化的主张,而本次全球化浪潮此前的主导者——美国,也迎来了追捧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总统。随着签署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总统进一步以行动维护了自己竞选阶段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全球范围内弥漫着反贸易自由化和反经济全球化的气氛,甚至在德国刚刚结束的G20国家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也删除了“强调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强劲安全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作用”以及“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陈述。


从世界历史上看,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往往都由当时的世界经济的主导大国推动,在美国的新任领导人已经释放出如此强烈的信号之后,世界都已经将目光投向中国,在美国退出TPP的同时,智利邀请中国参加太平洋联盟与亚太国家关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对话会,市场猜测中国是否要接替美国,成为TPP的主导国。虽然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不会主动加入TPP,更不会成为TPP的主导。但同样在两会期间,中国的高层释放出了更加坚定的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反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大门不会关上”,要“亮明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李克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贯立场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


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将不仅仅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推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更加可能和美国一起,成为世界经济两极中的重要一极,甚至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领导者。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一角色正在不断清晰化,在G20会议释放出反贸易自由化的信号的同时,同样在德国的巴登巴登,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在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肖捷共同主持会议,从相关新闻稿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与会代表旗帜鲜明地表示金砖国家应“坚定不移支持自由贸易和投资,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可以预计,未来“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捍卫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举措,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召开,届时中国高层将释放出更加清晰的信号。而4月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也将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一会晤结果可能直接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全球经济开放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换挡期”,关于“L型”经济走势的提法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何时走出“L型”,经济增长速度何时拐头向上,似乎学界和市场都没有形成统一的预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每一次增长的加速都与体制改革与经济开放息息相关,这一次也不例外,新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于“L型”经济走势的破局至关重要。如果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改革能够继续深入推进,中国国内的产业效率有望大幅度提升,而房地产市场“硬着陆”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都将得以化解,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率有望得以提升。而如果中国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仍然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引领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一同捍卫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中国将最终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成为更加重要的一环。


 

李海涛,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和MBA项目副院长,拥有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他曾是密歇根大学Stephen M.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Jack D.Sparks Whirlpool Corporation 金融学讲席教授, 并曾在康奈尔大学约汉逊管理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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